【推薦序一】讀歷史 明佛理—釋滿觀

二○二一年二月，春節前，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轉了一封早期

信徒楊懋慈居士的信給我。他說︰「楊居士推薦一位博士的作品，你看我們能不能出版？」

看了資料檔名「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及幾章提要，我心裡念著︰ 「顯然這是一本純粹的歷史著作，佛光文化是佛教專業出版社，適合嗎？」

不過，秉持對作者、文稿的珍視和尊重，還是請寄完整的書稿供審閱。編輯列印出厚厚三大疊的文稿，總共五十五萬六千多字，我倒抽一口氣，一部巨著也！

引言一開始，高瞻博士說此書「屬於漫話式的言論集，非學術性的史學專著。」接著以名言「讀史使人明智」、「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說明讀史的重要。但話鋒一轉，「史籍浩如煙海、史實撲朔迷離、史論莫衷一是」，點出他藉由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條線索，理清中國歷史，寫就這本書。這些話挑起我往下閱讀的興趣。

再看第一章的概論，作者用「縱向的梳理、橫向的節點、概念的說明」三方面，讓讀者了解全書的脈絡架構。縱向時間上，從夏朝到民國；橫向的審視上，他規劃了十四個節點︰疆土得失、人種衍變、民族盛衰、王朝興廢、地緣戰略、軍事謀略、經濟南移、土地制度、城市發展、佛教傳播、文化思想、愛國教育、中外交流、世界格局。並以天下觀、英雄史觀、統一與分裂、漢化與胡化、正史與野史等等敏感的概念，來表明作者的史識立場。

至此，我決定︰這套書，佛光文化要出版！如此氣勢磅礡、擲地有聲的史學著作，我們怎能錯過呢！

高瞻博士有著優秀又高竿的文字駕馭能力，驅使我一頁一頁讀下去。

於是，不假他人，我當了審閱兼第一位讀者，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饒有興味的讀完五十五萬六千多字的文稿。

全書以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起落、攻守、消長，來貫穿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身為史學家，高博士具足客觀、理性、恢宏的氣度。其為文結構嚴謹、考據詳實，又旁徵博引古今中外之論述，可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於改朝換代之驚心動魄，人事上大我小我之善惡美醜等情感糾結， 則宛如吸睛的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不時還穿越時空，古裝換成西裝，來借古喻今或古今對照。

農耕民族代表中原地區的漢人，遊牧民族指北方草原的蒙古、匈奴、月氏、鮮卑、契丹等胡人。數千年的漢胡之爭，是一部血淚織就、殘酷慘烈的戰爭史。慶幸到我們這一代，已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

人類愛好和平，厭惡戰爭，實應以史為鑑。但是，開啟戰端，永遠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這是弔詭與悲哀的事！

將近兩個月的日子，白天在辦公室，我將手邊的行政工作一一處理妥當，一有空檔，就抓緊時間，攤開文稿，神遊於長城內外。擔心自己在三千年的時間迷路走失，找出《中國歷代大事年表》擱在旁邊，隨時對照。晚上回寮，繼續閱讀原本就在進行的三本書︰楊照的《史記的讀法》、黃仁宇的歷史小說《汴京殘夢》，以及《陳寅恪的治學方法》。

有天恍然覺到，這段歲月活脫脫住在「歷史天宮」，與四位史學大師心靈相會，不，應是接受四位史學大師的教誨！

天下大勢，都是依循「盛極而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定律在運行。因此，《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字裡行間，隨處都在印證佛教「諸行無常」的真理。而朝代輪替、人力換不回之時，又常「究天人之際」，歸乎天命、天運，即似我們常言的業力、因緣果報。

讀史，明佛理；讀史，以史為鏡，見賢思齊，學作君子。讀史，亦能開闊視野。悠悠歷史長河， 數不盡的人與事在眼下心中流淌。我們日常所作，人來人往，盤旋不去的各種煩惱，真如細沙、如浮漚，又何足道哉！

好書，要和大家分享。這部氣勢磅礡又精采好看的歷史著作，慎重推薦給您！

作者為佛光文化社長兼總編輯

【推薦序二】大歷史 小《通鑑》—李天綱

今年（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朋友在上海南市徽派老店「大富貴」召宴，有幸認識了講粵語的高瞻博士。高瞻先生，生於一九五九年，廣東佛山人。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山大學歷史系， 屬「文革」後「撥亂反正」中湧出來的「新三屆」。他碩士研究生去了北京，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專業；博士生又回到中山大學，攻讀的是中外關係史專業，師從梁碧瑩教授。高瞻和我同專業出身，年齡小我兩歲，卻早一年進入了歷史學；另外，他從政、經商， 擔任過地方領導和大型央企董事長，閱歷之豐富，又遠過於一直在研究、教學領域從事的平常學者。那天，與高瞻先生鄰座，我們撇下了其他人，一直交換著對於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外關係史的看法，散席時已經聊得相當深入，達成了不少共識。

當時，高瞻告知自己寫就了一部新書《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 正籌備出版，他在席間談論中所持的觀點都寫在書裡。我對這些觀點相當贊同，也感覺到他的史觀、史識其來有自，遂以為上海的某家出版社可以承擔出版。當晚，高瞻就通過微信傳來了他的書稿章節。果然，這部精采紛呈的長稿，讀來一氣呵成，正是一個高屋建瓴的「大歷史」。於是， 此後的數月中間，為了尋找合適的出版社，我們就書稿中的內容談得更加深入。下面摘錄幾段我們之間的對話，或許能説明理解這本書稿的蘊意。

《長城內外》展讀一過，高瞻在「結語」中寫道：「農耕民族在對遊牧民族的強力反擊中， 亦多次建立了政治上、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然而，強漢、大唐、富宋、剛明，實質上最後亦皆被遊牧民族所毀滅。到辛亥革命，農耕民族取得最終的勝利，在『五族共和』的旗號下進行和平的融合，則超越了過往戰爭的痛苦與不幸，成為了一種歷史的宿命。」高瞻在這一段中對二千年中華帝國，按「農耕」VS 「遊牧」的方式作總結，和通常學者採用「分封」VS 「郡縣」之爭敘述中國歷史不同，高瞻又別出一種角度。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以後，華北、關中、江漢、江南平原， 乃至東南丘陵到嶺南「百越」一帶，今日中國幅員之內呈現出一個巨大的融合態勢，「秦王掃六合」，原先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漢以後混同為一個華夏族群。然而，這個所謂的「華夏」，其內部存在著語言、風俗、制度、信仰和宗教上的巨大差異性。不但原有「六國」之間的文化差異無法滅絕，各種各樣的文化差異還在不斷生成。直到中華民國建立，我們並不能在現代國家的意義上稱其為一個「民族」。如果說華夏族群有什麼一致性，便是華北、江漢、江南、嶺南、西南地區，確實都形成了農耕生活方式，與東北、西北邊境地區形形色色的遊牧族群形成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把「農耕」VS 「遊牧」關係帶回中國二千年的歷史詮釋，用以解釋中國文化發展的艱難與困頓，我是非常贊同的。一直不解而且不滿的是，這麼明顯的「農耕」VS 「遊牧」制度因素，在一九五○年代以後的大陸歷史學敘述中基本消失了，變成了一條可有可無的隱蔽線索。我在微信中回應高瞻的說法，說：「唐半胡，宋偏安，較為純粹的漢文化統一體只有漢、明兩朝。我研究江南祭祀制度，以為周代祭祀制度在漢代重新整理出來，有『石渠閣會議』、《白虎通德論》，然後是禮儀上的『孤秦陋宋』，直到朱明『驅除胡虜，恢復中華』，行『洪武改制』，又努力恢復周制。儒家盛稱之中華文明『正統』，才在南中國得到了部分恢復。」我補充著說，高瞻提出︰ 「『強漢、大唐、富宋、剛明』確屬華夏文化，但刨去唐宋時期中原地區的第二次大融合，華夏族群標誌─周代禮樂，其實岌岌可危。漢武帝採用『周制』，明高祖恢復『周孔』，都不能改變佛教在唐代，道教在宋代的深刻影響。三千多年來，周禮其實並不像儒家聲稱地那樣流行，只有漢代、明代比較自覺地採納禮樂、祭祀制度，且又在一六四四年被滿清以貌似『承制』的方式僭奪了二百六十七年，直至一九一一年『光復之役』。」

最近幾十年來，大陸、台港澳學者，以及海外漢學家、中國學者，大家在解釋中華文明特徵的時候，都不太注意用生產和生活型態的差異來分析文化多樣性。人文學者多是根據「儒家」、「儒學」的表面上的主導性來定義中國文化；社會科學學者則更多關注社會內部的「大一統」特徵，因而熱衷討論像「分封」VS 「郡縣」、「皇權」VS 「紳權」這樣的議題。中國文化的內部特徵，或許受到「分封」VS 「郡縣」關係的影響更大一些；可是一旦將中國文化放在世界各國文明體系中去比較，則「農耕」VS 「遊牧」的特徵肯定是首先要注意研究的。我們知道，從一九三○ 年延續下來的歷史學，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研究，西北大學馬長壽先生的民族史研究，武漢大學唐長孺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周一良先生的中古史和西域文明研究，以及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的邊疆地理研究，陳守實先生的土地制度和府兵制研究，都是在一九三○年代比較文明研究的背景下、考察不同民族之間的制度衝突，從事華夏民族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研究。這一代學者研究的積極成果，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固然受到「四老」（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翦伯贊）主導的「唯物史觀」衝擊。但是大量具體的研究成果仍然延續了下來，「文革」結束後還一度傳承。令人奇怪的是，此後的中國文化研究卻漸漸地放棄了這些有效的討論，學術界對族群關係、地域體制和邊地文化的研究在新一代學者中停滯不前， 慢慢萎縮。

在一九八○年代中國歷史學格局中，北大、復旦和中大，分布在中國大陸的北、中、南，堪當一甲之前三。中大歷史學系在南國獨樹一幟，與復旦同為「南方之強」。我們讀書的時候，中大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戴裔煊、蔡鴻生等先生的著述是經常讀到的。復旦教授中， 除了蔣天樞先生受命整理陳寅恪先生的遺著，編訂他的年譜之外，周谷城、周予同、陳守實、譚其驤、楊寬等教授也經常在他們的著述和課堂教學中提及諸位，引為同道。或許是離意識型態中心稍遠的緣故，嶺南地區文、史、哲教授的著述，較少附和教條，論點仍然新穎，論據還是堅實。高瞻在中山大學的史學環境下學習，儼然就有其獨門傳授的見解。他的「農耕」VS 「遊牧」的史觀，確實來自陳寅恪先生開闢的論域。查一下陳先生的《金明館叢稿初編》，內有一條：「寅恪案：『騎馬之技術，本由胡人發明。其在軍隊中有偵察敵情和衝陷敵陣兩種最大功用，實兼今日飛機、坦克二者之效力，不僅騎兵運動迅速靈便，遠勝於部卒也。中國馬種不如胡馬優良，漢武帝之求良馬，史乘記載甚詳，後世論之者亦多，茲不贅述。』」（〈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二六九頁）

陳寅恪先生那一輩學者從「文明比較」的視野研究秦漢以下中古歷史，他們在微觀、中觀層面的研究方法保留下來了。但在歷史觀、世界觀的宏觀層面上，礙於當年僵化的唯物史觀建構， 被一些片面強調的民族、宗教、階級關係遮蔽，因而無所建樹。從這個角度來講，高瞻提出「從史中求史識」（陳寅恪語），從「農耕」VS 「遊牧」的角度，重建歷史觀，是具有更重要學術傳承意義的工作。高瞻提出這樣的歷史觀：「縱的方面，從先秦到漢，看與匈奴的關係；從隋唐到五代十國，看與突厥的關係；從北宋到南宋，看與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的關係；從明朝到民國，看與蒙古、女真的關係。……橫的方面，從疆土得失、人種衍變、民族盛衰、王朝興廢、地緣戰略、軍事謀略、經濟南移、土地制度、城市發展、佛教傳播、文化思想、愛國教育、中外交流、世界格局等的角度來看戰爭與和平的影響。這樣，我們在心目中，就會對中國的歷史畫面勾畫出清晰的經緯線，就基本上可以了解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成形的過程。」我覺得，這一段「概論」，說得非常精采，既可以作為閱讀全書的關鍵，也可以看出高瞻重建「文明比較」史觀的用心。在早先的微信交流中，我曾對高瞻說：「《長城內外》是一部『大歷史，小《通鑑》。』」現在我仍然願意在這篇序言裡公開說，這部作品在宏觀建樹上有獨到之處，它試圖恢復清末民初以來「中西交流」研究的宏觀視野，並將之提升到「文明比較」的層面。同時，它將東亞、東北亞、中（內）亞民族之間的「戰爭與和平」，納入當下越來越熱的「全球史」研究、「文明衝突」研究。無論其在細節上如何需要詳細考證，在立論中如何需要仔細論證，《長城內外》堪稱是一部負責任的作品。雖然高瞻並不在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但看過此書的讀者都會認可他是歷史學中人， 以劉知幾「史識、史學、史才」的標準而論，甚至是高於大部分在職的歷史學教授。在微信裡私聊的時候，我說：「高先生史學扎實，見解卓越，佩服！開始以為著引不足，細節不多，但細讀下來，章節內的敘述實有來歷，字字珠璣。我覺得出版人一定會接受本書，作為通史簡編，比一些倉促轉入歷史學領域後所作的『大中華史』扎實多了。」

《長城內外》這樣具有宏觀建樹作用的歷史學作品，不是由在編的大學、研究院所專業學者撰寫，而是讓一位受過完整歷史學訓練，卻又不在教學、研究崗位的「業餘」學者來完成，本身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我非常猶豫使用「業餘」（雖然高瞻自稱「業餘」）一詞，來稱呼寫出了《長城內外》這樣出色作品的作者。很顯然，高瞻的「業餘」只是不在教學、科研崗位而已， 他的思考是專業的，文字間的思考力度甚至高於一般在崗學者。我以為，高瞻最後階段所關心的問題，其實關乎有著三千年歷史的「華夏文明」和「中華帝國」，如何在近一百年裡轉型為一個「民族─國家」。高瞻以為一九一一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是「農耕」文明戰勝「遊牧」文明的畢功一役，中華民族第一次以和平，而不是戰爭的方式，建立起一個新王朝，而這個王朝居然還擺脫了君主專制，勵行起憲政。高瞻在《長城內外》的最後，在對中華民國的歷史敘述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觀。他是在說：一個「民族─國家」的建立，終於克服了「農耕」VS 「遊牧」之間的千年戰爭，而代之以一個共和制度的和平。我基本同意高瞻的這個看法，雖然辛亥年的漢族的「驅虜」和「光復」，並沒有造成一種康德式的「永久和平」，但共和制度的初步建立，確實是中國走出王朝之間屠戮循環的開端，是三千年歷史上的第一次。

按高瞻攤開來剖析的三千年「縱」與「橫」兩個維度，兩層切面的歷史來看，這一系列問題構成了一個複雜的多維系統，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我曾在席間談話中對高瞻表達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確實是以漢人「反滿」勝利的形式實現的，但是否能夠稱之為「農耕」文明的勝利，則我有疑問。我認為，清末漢人推翻滿洲統治，是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中古以來抗禦蠻族入侵，並因而「走出中世紀」，其在世界近代史上的意義更大。辛亥之前，經過四、五十年的「洋務」、「改良」、「變法」和「維新」，東南沿海，長江港埠地區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以工業化、城市化為特徵的，類似於近代西方的「市民社會」。上海、天津、漢口、廣州等通商口岸湧現的軍紳集團、商紳階層與城市平民聯合起來，已經有能力將一個專制帝國的龐大遺產接受下來，並以較為和平的方式改朝換代，過渡到憲政共和制。讀了《長城內外》書稿之後，我把在自己寫的《年代記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二○一七年）PDF 版發給高瞻。高瞻讀後， 對我在書中揭露的晚清社會幾個特徵，諸如「奸民先搶圓明園」、「（改革）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以及清末正在「官紳」、「士紳」、「軍紳」的主導之後，出現了「商紳」權力的崛起等等條目，都截圖發來，並附言「所見略同」。和高瞻稍有不同的是，我相信清末的「反滿」，是一場現代資產階級運動，而不僅僅是「農耕」文明反制「遊牧」文明的勝利。相反，初生的共和制度在以後歷史中遭遇的挫折、失敗和夭折，則與農村、山區的內地漢族的農業生活方式還沒有與現代城市制度完全融合，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當然，這樣的「工業」文明VS「農業」文明的緊張關係，又另外要用一種近代史的方式來敘述和詮釋。

《長城內外》最後一章是「辛亥革命」。對這次「革命」的看法，我與高瞻也分享共識。高瞻在微信裡說，《長城內外》「釐清了這麼一個事實，辛亥年革掉滿清帝國的命，主要靠的還是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到袁世凱這三代漢族軍政強人的不懈努力。」換到正式發表的文字，如要精確表述這個意思的話，我認為清末憲政和民初共和的成果，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軍紳」（見陳志讓《軍紳政權》），加上張謇、沈信卿、李平書等「商紳」（見章開沅的商會研究），嚴復、馬相伯、唐紹儀等「學紳」（見朱維錚、李天綱等人相關研究），加上江、浙、鄂、湘、川諮議局議員串聯起來的市民大眾合作，一起推翻了滿清統治。這其中，中部同盟會的「黨人」們以及他們名義上的領袖孫文確實起了號召和發動作用，但他們依靠的社會力量，就是如上這些廣大群體。高瞻說，他這個觀點，「動到一些人的乳酪！」我卻要說，這個乳酪該動了！而且，支持的人不會很少。據我的了解，中山大學哲學系如袁偉時教授，歷史系如一些辛亥革命、孫中山研究學者，程度不同地都持有這個看法。我逗趣地說：「難得你們廣東人持論如此！」高瞻也是會心揶揄地說：「體制內學者，也是心裡有數的。」

一九一一年，確乎應該成為中國現代社會之元年。這一年，十七世紀以後在歐洲興起的現代文明，漸漸地也在東亞社會生長起來。四百年以來的「西學東漸」、「西器東傳」，以及在經濟、思想、文化上等領域逐漸出現了一些內部現代性，令中國社會也有條件結束三千年的「農耕」文明社會體制，同時也終結二千年來「遊牧」文明侵擾內地社會的「戰爭與和平」。當然，螺旋式上升的歷史並不總是直線向前，憲政與共和的進程中反復出現，甚至倒退，都是可能的。循環往復的過程中，三千年來的「農耕」文明制度，二千年來的「遊牧」文明傳統，都會從正反不同方向作用於歷史。這是我們還要經常回顧《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的原因。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北京大學靜園二院起稿

二○二二年一月三日於上海徐匯區陽光新景完稿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