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楊照
歷史小說極其難寫，光是要合格，作品就必須既有小說又有歷史，而小說與歷史在基本精神與追求上，卻有著根本矛盾之處。
歷史必須求真，雖然注定無法完全還原過去的事實，卻要盡可能透過留下來的種種資料進行比對、拼湊，提供一個最接近事實的說法。相反地，小說的本質是虛構，小說存在的根本意義與價值，在於我們人類的好奇心範圍遠超過現實、事實所能限制的。也因而小說要盡量寫出從現實、事實中無法得知的，甚至是現實、事實中所不存在的。
如何折衷這兩項相反要求，決定歷史小說的功能，是作者必須面對的艱難挑戰，往往也是決定作品是否有價值的關鍵因素。這次得獎的三篇歷史小說，剛好呈現了三種不同立場，部分也因為實踐立場的不同難易程度，決定了作品的成就高下。
「長春月明」選擇以小說來刻畫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內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小說虛構之筆，去補充一九四五年滿洲國倉皇終結之際，涉及此事的幾位人物他們的主觀經驗與感受。在一般的歷史敘述中，我們只能得知人物的行為，藉由小說來滿足我們對於其背後動機、心情與種種掙扎痛苦的好奇。
「月下渡海」則是以小說虛構創造了介入在歷史時刻的人與事，以此來捕捉那個大時代的衝擊改變。人物是虛構的，在佛寺裡教游泳、學游泳的事件是虛構的，然而人物與事件所在的「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時代氣氛是歷史性的，還有，政治與宗教間、個性與群性間的衝突張力，也具備歷史性的真實。換句話說，在這篇作品中，小說不是為既有的歷史敘述服務，毋寧是以小說擴充、開展了歷史觀點。
首獎「我們都是吹牛大王」則更進一步，以小說挑逗、挑釁、挑戰了歷史敘述。我們今天視為堅實歷史的知識，究竟是如何形成、如何確立的？在這樣的歷史事件從現場經驗轉化為語言或文字資料時，是誰用什麼方式決定了該凸顯什麼又該刪除什麼？在每個歷史敘述的起源處，會不會其實都摻夾了一份講故事的衝動？那我們將這樣說出來、記錄下來的故事鄭重其事當作歷史，沒有問題嗎？尤其是涉及像「漢奸」這樣的歷史，豈不是必然帶著那個時代的故事眼光來看什麼是「漢」、什麼是「奸」，換了不同時代，那樣的說法還能算是歷史？還是變成了在某段時光中的「吹牛」？